千城胜景｜新疆福海：黄花绽如海 绵延三十里

这种状况怎么能够相信中国大陆经济软着陆？。

西方国家为了鼓励小型或微型企业，专门出台了所谓的超低税率，即形成基本税率、低税率和超低税率三类，基本税率为19%左右、低税率为6%左右，而超低税率甚至可以达到2.2%（比如法国）。增值税提供了中央一半的税收，成为中央财政高增长居功至伟的因素。

我们知道，营业税征收范围的收缩和增值税的扩大是不可避免的趋势。1994年政府大规模推动增值税至大部分行业，当时采用的是生产型增值税——即税基最宽的增值税，这次增值税改革的初衷并非是调降税率，恰恰相反，是在分税制框架下加强中央政府的财政实力。增值税则没有这个问题，它是根据生产环节过程中的价值附加程度来征收的。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12年1月1日起，在上海一些行业里（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试点增值税替代营业税的改革，若条件成熟，即可推广至全国。第三产业应当完全纳入增值税的范围，完全摆脱营业税。

2004年启动第三轮增值税改革，先在东北地区8个行业试点，2009年大规模推广至全国，这一次算得上是减税运动，因为是将生产型增值税改革为消费型增值税——后者的税基要比前者窄多了。现在中央政府宣布其调控着重点是关照小企业和微小企业，鼓励人们创业和自我雇佣。只有围绕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渐次推进，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和资本管制的放开，才存在不偏离中国经济利益的最后追求。

过去30年经济奇迹的取得，与我国的人口结构相对较年轻有相当大的关系。因为要与全球化金融全面接轨，基本条件是国内金融充分的市场化。由此可见，有限的全球化，是指在汇率、资本管理、人民币国际和国内改革方面，分别逐步推进、相互配合促进中的一种交错发展，是一个逐步逼近全面参与金融全球化的动态过程。关于金融滞后，可以从多视角分析。

直接表现是我国对外净资产收入占对外净资产之比仅为1.8%，日本和德国分别是6.4%和3.9%。特别是今后国际金融秩序重建中现在难以预料的矛盾与冲突，往往会引致中心货币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可能采取过激政策，引致世界新的不稳定因素，更容易对全面、过快融入金融全球化的国家带来不必要的外部冲击。

所谓涉外金融的有限全球化是指，在汇率、资本管理、一国货币国际化等核心问题上，未必能一步到位，按成熟、发达经济体的惯例或主导的制度运行。中国经济的未来是什么？从哲学意义上讲，当今存在的一切只是客观现实，对未来而言，并不是绝对的机遇，也不是绝对的挑战。这意味着，面对外部并不稳定的环境，只要在本国金融体系未充分发展和完善之前，金融的全球化绝对不能操之过急，仍需要保持必要的风险隔离和减震装置。人民币国际化，是大国经济崛起的显著标志，因此也是中国金融战略所谋求的核心内容。

中国金融应尽快实现有限全球化四大机遇与挑战，对金融意味着什么？从机遇看，在未来一个历史时期内，高增长的动力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仍是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及中国改革的制度红利（不过人口红利因素在减弱）。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如一国宏观调控受制于他国的原罪现象等弱机制问题。城镇化率仍低于东南亚平均水平，仅相当于日本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水平。此问题的严重性已无需更多的阐述与数据例证。

陷于外部负面效应与正面效应同存、且有时前者大于后者的窘境，特别是随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展，随之而来的负面反作用力可能会更大。意味着在国际资金大循环中，中国总体金融效率是严重低下。

汇率的逐趋弹性，既需要国内改革的配合，又给放松资本管制减轻了压力，给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创造了条件，等等。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和养老资金的逐步积聚，在下一轮经济趋于次高速的增长下，未来全球第一的庞大的中产阶层巨大的养老金池和金融资产，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寻找高投资利益。

今后政府管理职能、财税及金融等方面改革压力和空间仍然巨大，制度与体制的深入改革，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动力。过去几十年的相关国家金融危机史已证明，在美国等金融强国的制度优势惯性下，对小国、转轨中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而言，若全面、过快地参与金融全球化，放松各项金融管制，收益与风险明显并存。这些不足可以概括为金融滞后与金融弱国两大特征现象。高储蓄率又为未来的增长提供了坚实的资金基础。因此，整个战略的实施，关键是要处理好上述核心内容在政策操作上力度搭配和先后次序。缺乏国内金融（包括经济）的进一步改革，一切金融开放活动都难以推进。

弄得不好，将招惹金融危机或经济动荡。金融滞后和金融弱国30年的中国金融如同中国的经济，同样取得了较快的发展。

人民币远不是可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这是金融弱国的主要标志。目前，世界上尽管在美国危机后出现了对全球化的反对声和杂音，但在世界民主力量逐渐上升的历史时期，主导世界经济周期的主要发达国家仍是经济全球化的利益享受者和推动者，加上一批正在崛起的新生市场国家同样是这轮全球化利益的享受者和推动者，决定了经济全球化趋势仍可维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四是国际金融秩序重建中的动荡。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本质上是对过去一个时期世界经济不平衡的一次强制调整，表示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

中国M2/GDP高达151%（2008年），明显列世界前茅，流动性严重过剩，但同时企业外部融资占GDP之比始终很低，长期徘徊在17%～18%，内部发展基金积累缓慢，非国有企业的资本问题长期难以解决。从大宗原材料、能源定价的话语权看，中国第二大经济体还只是一个跛足巨人。但是，人民币国际化需要资本管制的基本放开为前提。中国经济未来四大机遇归纳国人目前的判断，多数学者承认，中国未来经济仍能保持相对较高速度的稳定增长，但对增长机遇的分析，仍有不同的看法。

在未来一个历史时期内，或者说在到2020年前后的战略过渡期内，作为金融的总体战略方向，只能选择国内金融的充分市场化和涉外金融的有限全球化。中国正处于改革的艰难过程之中，中国金融的滞后现象很多，集中归纳，表现为三大矛盾特征。

鱼与熊掌如何兼得如何抓住自身发展机遇，在参与金融全球化、享有金融全球化好处的同时，力避因自身条件不具备而可能引致的金融全球化中的风险？如何鱼与熊掌兼得？在亚洲、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的国运正旺、美国经济国运正衰，世界力量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之期，认清这一世界时局大事，维护好这个势头，发展好这一势头，在不使历史趋势突然中断的过程中，获得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利益，这正是确立中国金融战略核心意图的出发点。具体分析，中国金融战略的核心内容有四项：人民币汇率、资本账户管理、人民币国际化和国内金融改革。

这一切，同样迫切要求加快发展新型金融机制，加快金融全球化进程，以提高金融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效率。充分的市场化加有限的全球化基于以上四大机遇与四大挑战对未来金融的需求分析，同时基于金融滞后和金融弱国对未来金融的供给分析和现实决定了，当今中国没有其他选择。

因此中国整体储蓄率仍处于相对高峰阶段。而资本管制是汇率政策的一种配合，汇率政策既是推动国内经济结构改革和稳定发展的杠杆，又是国内经济、金融逐步改革的结果体现，是一个不断演变的适应过程，同样离不开其他三项内容因素的制约。一方面表现为产能过剩，另一方面三农、中小企业、创新企业发展中的资金需求，嗷嗷待哺。一句话，要求中国金融应尽快全球化。

体制与机制问题是以各种扭曲的经济结构形式得以表现在自身未做好充分的制度准备情况下，全面放松国内的一切金融管制，一时间也许会享受金融全球化的好处，但也会难免发生有些国家曾经历过的灭顶之灾。

中国经济未来四大机遇归纳国人目前的判断，多数学者承认，中国未来经济仍能保持相对较高速度的稳定增长，但对增长机遇的分析，仍有不同的看法。意味着在国际资金大循环中，中国总体金融效率是严重低下。

一句话，要求中国金融应尽快全球化。所谓涉外金融的有限全球化是指，在汇率、资本管理、一国货币国际化等核心问题上，未必能一步到位，按成熟、发达经济体的惯例或主导的制度运行。